法学教育理想

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年复一年，青年学子满怀希望走进法学院。一个负责任的学校，怎么忍心耽误他们的青春、浪费他们的才华？看到他们毕业后在执业中的幼稚、浅薄，束手无策时的惶恐，胆大妄为时的张狂，怎能不自责？还有许多法科毕业生改行从政、从商，法学教育原本应当为其他职业生涯提供有益的支撑，比如广博的知识面、认真和谨慎的作风、善于并敢千决断但又乐于妥协的能力、尊重他入的态度、清晰地思考和表达的能力等，但是，法学院做到了多少？

上述积弊，有些是一时难以改变的，比如法制环境问题。但是，不能等到一个完美的法制环境来到之后，再训练学生的法律能力。更何况，法制环境还没有糟糕到专业素养全然无用的程度。法院近年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巨大的进步，就是一个明证。毕业生专业能力的提升，也有助于法制环境的改善（虽然这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更何况，中国的经济活动如此频繁、活跃，至少在某些领域，执业律师的工作已经有了越来越高的专业含量。所以，用一种高标准来训练学生，对社会、对学生个人来说具有现实以及长远的意义和价值。至千学生的基本素质状况，更加说明改革的必要，而非相反。法科学生的学习起点已经大大低于教育发达的国家，如果他们又不能得到卓有成效的专业教育，其将来执业的能力更加不容乐观。

从操作的角度，采用新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是艰难的。但是，如果改变教育思想，有一个清楚、合理的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一定可以找出一种与中国的法律实践相适应的理何老师对美国法学教育的一个批评是：尽管美国的跨学科法学研究成就遥遥领先，但是他们将研究置于教学之上，导致教学的退步；并将其置千实务之上，导致教授和律师之间的相互蔑视。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很多精英法学院的教师对执业律师和法官的工作极无兴趣，甚至达到不尊敬和蔑视的程度。这是何老师所不能赞同的，也是中国所应当避免重蹈覆辙的地方。何美欢，见前注Cl)'页81。

想的法学教育模式。当然，”改革”的呼声早已不绝于耳，有关的探讨也不乏真知灼见，也有些法学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关千法学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方法的认识都远未成熟。

法学教育的目标：培养法官能力

（一）法学教育应主要面向法律实务

法学教育的目标，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只有解决了目标问题，才能以其作为一个标尺，来衡量现有的法学教育到底有哪些缺陷、应当如何改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学界曾经讨论过法学本科教育到底应当是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还是二者的结合。就专业教育而言，又有培养学术型人才还是应用型人才的疑问。CllJ

笔者认为，法学本科和其他本科专业一样，首先应当具有通识教育的性质。这涉及大学教育的定位问题，这里无法详论。在中国，由千基础教育的质量低劣，大学阶段更需要进行通识教育。其实，通识教育对于法科学生来说更加必要。因为法律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对经济、政治、社会乃至世故人情的理解和洞察力，有的业务门类甚至需要对科技、医疗卫生、心理等方面有深入的理解。法律职业的这个特点，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会计等领域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法律从业者来说，通识教育甚至就是专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下文建议设置一个“预备知识教育”阶段，其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一般讨论的大学通识教育。

但是通识教育是法学教育与大学中其他专业教育的共同点，而非法学教育的特点。因此，必须对千专业教育部分的目标进行清楚的定位。对法学教育目标的讨论，主要针对的是专业教育部分。教育作为服务业的一种，必须主要考虑满足受教育者以及社会的需求，而非满足教育者（大学教授）自身的期望。因此，法学教育必须主要考虑毕业生将来的人生和职业需要。C2lJ显然，学生最希望的是法学教育能够为其将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也是社会对法学教育的首要需求。

宽泛地说，法科学生的毕业去向主要是从事法律实务。此外，也有部分法科毕业生从事立法工作、教学研究工作，甚至不乏＂弃法”从商、从政者，其成功者巳经不乏其例。既然法科学生的职业选择如此之广，要想让他们通过三、四年的学习而具备所有必需的能力，显然是不可能的。法学院必须以其中一种职业为主来训练学生相应的能力，适当顾及其他职业的需要。同时，必须考虑学院式教育的长处与短处，发挥比较优势。不足的部分，应留给学生在毕业后通过实践中的不断学习来提高。

但是，这种主要目标模式的定位，却不是这么容易。需要进行取舍，而且是艰难的取舍。在法科学生的就业选择中，非法律职业显然不能成为法学教育的主要考量因素。即便像美国那种以精英法学院作为政治家“培养基地”的国家，也不可能将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修正为政治家。换一个角度说，法科毕业生之所以在其他职业中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在法学院中系统学习了与其将来职业有关的课程，而是因为他们通过法学专业教育所形成的素质，对千从事其他职业有帮助。

法律职业可以包括三大类：O法律实务工作者。包括法官、律师、检察官、公安警察、企业法务人员、公务员等。他们的工作属千各种方式的、繁简程度不一的法律适用工作。＠立法工作者。这主要是各级人大或者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其工作内容之一是起草、修改规范性文件。这里当然也可以包括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这三类职业所要求的知识基础有共同之处，但是有不同的侧重。最大的区别是，立法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的工作更加“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限于现行法的状况，而专注千如何改进它。法律实务工作者尽管也可以考虑改进问题，但是，不论现行法有何种缺陷，他们都必须以其作为工作的前提。他们对于法律改进的贡献，只能在法律解释（包括法律漏洞补充）的狭窄范围内进行，因而要受到严格的约束。显然，后两类职业的从业人员的人数要少得多，不足以作为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Cl3J而只需要在基础课程的具体内容上略微顾及这两类工作的角度，开设一些选修课程以便有这两类职业志向的学生 深入学习，也就足够了。既然法科学生主要从事法律实务，法学教育应当主要培养学生具备相应的能力。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成为大体的共识。(15J《培养意见》将“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作为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这里关于法学教育的“应用“目的的定位，体现了一般观点，应予肯定。但是，这一定位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