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语言教育规划得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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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高校外语教材研究急需在以下3方面有所改进：（1）研究的落脚点多是在总结某一个阶段外语教材编写特征，并从中发现教材领域的新问题，再奠定教材发展的新基石，在选取时间跨度、素材丰富程度、涉及语种广度、...

当前我国高校外语教材研究急需在以下3方面有所改进：（1）研究的落脚点多是在总结某一个阶段外语教材编写特征，并从中发现教材领域的新问题，再奠定教材发展的新基石，在选取时间跨度、素材丰富程度、涉及语种广度、理论研究深度等方面都略有欠缺和不足，没有把百余年来外语教材的发展主线和具体历程梳理清楚。（2）混淆了外语教材研究与外语教学研究的谱系关系和区别之处，用后者替代前者的现象较为突出，没有把外语教材研究的鲜明特色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新时代外语教学面临重大转型的关口，没能理解外语教材的新内涵，更没有找到将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新体系融入外语教育发展的新途径。（3）“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外语教材如何适应人才培养新形势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借鉴、解读教材发展史以形成新思路，发现新方法。但目前看来，文献史料整理远远滞后于外语教材发展的需要，制约了外语教材研究的深入，这就为当前国家的教材政策和教材管理，包括教材开发、教材意识形态的导入以及教材中价值体系的构建等提供了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学术空间。

 

鉴于此，我们应该要重视和加强在现行语言教育政策下的外语教材史的研究，尤其是要梳理从京师同文馆成立至今160年来我国外语教材发展的历史，串联有标志性意义的外语教育重大事件、重要政策、结构调整、各项改革等，前后相继、古今贯通，形成整理教材发展历程和研究当前教材建设实践的良好互动，推动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建设工作，使之服务于构建外语教育话语体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进程。这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外语教材发挥引荐西方文明，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作用将产生积极影响。

柯安竹（AndyKirkpatrick）（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规划者对语言教育政策整体观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言之，他们需要确保任何语言教育政策在不同教育阶段（例如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和不同部门的一致性，这样各行各业才可能都支持该政策。尽管香港特别行政区语言教育政策的本意是好的，但是该政策前后不一致，存在矛盾的地方。

香港目前的语言政策旨在使香港公民掌握两文（中文和英文）和三语（普通话、粤方言和英语）。该政策的目标是值得称赞的，但它在出台之前并没有经过辩论或规划，只是由香港回归后的首位行政长官董建华宣布，并没有为学校提供如何实施该政策的指南。但政府确实在语言政策方面做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调整。回归前，中学授课语言是由每个学校自己决定的。事实上，这意味着大部分学校标榜自己以英语作为授课语言，因为香港政府资助的8所大学有6所使用英语作为授课语言，所以家长自然而然想让自己的孩子在中学接受以英语为授课语言的教育。政府允许6所政府资助的大学和所有的私立大学自行制定语言教育政策，这是语言教育政策在不同教育阶段不一致的表现之一。政府允许大学把英语作为授课语言，这对中学乃至小学阶段的授课语言有着巨大的反拨效应，所以回归后大部分中学都声称自己以英语作为授课语言，而事实上，许多学校只是名义上把英语作为授课语言。

参考文献：

[1]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英语线上教学实践[J]. 崔巍,王英莉.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03)

[2]“新冠疫情”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线上教学学习策略调查[J]. 刘莉.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20(04)

[3]“互联网+教育”理念及模式探析[J]. 张岩.  中国高教研究. 2016(02)

[4]“互联网+教育”模式的发展情况分析[J]. 王乔峰,曹效英,路璐.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