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教育获得、教育期望与大学

摘要：家庭背景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往国内研究认为，这种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分流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机制得以实现。本文根据威斯康星教育获得模型的研究成果，引入大学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研究采用２０１０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少年时具有大学教育期望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而个人大学教育期望的产生又主要同家庭背景和父母期望有关。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因而，整个代际传递的逻辑可以表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其上大学的期望也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

关键词：家庭背景；教育期望；教育获得；代际传递

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对人们的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进行了卓越解释，并以简约著称，在教育与职业获得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包括邓肯本人）进行了自变量、中间变量和因变量维度的拓展，以期对家庭背景优势的代际传递给出更详细的阐述和解释（许嘉猷，１９８６）。在这些衍生模型中，子辈的教育期望（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或热望（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作为中间变量，获得了对于教育获得的显著解释力。威斯康星模型将教育期望等社会心理变量作为调节家庭背景优势对教育获得影响的中间变量，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此之后，教育期望一直被视为教育获得之最有效的预测变量（ＪａｃｏｂａｎｄＷｉｌｄｅｒ，２０１０）。本文试图在经典地位获得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父母对子女以及子女个人的教育期望来解释子女的教育获得状况，但本文仅关注高等教育的获得。

具体而言，本文运用２０１０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Ｎ＝１１８１）数据，对上海常住居民的大学教育获得进行分析，引入父母的教育期望和子女的教育期望１作为解释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影响的中间机制，尝试为国内教育获得研究增加新的解释途径。

一、家庭背景与教育地位获得

社会流动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父辈的优势社会地位是如何传递到下一代的。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Ｂｌａｕａｎｄ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认为，教育作为代际流动的中间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１）。一方面，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人们获得社会位置的重要自致因素，是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关键机制；另一方面，教育也是阶层优势地位传递的再生产机制：家庭背景优势通过多种途径转化为子女的教育优势，当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再凭借教育优势来获得优势的社会地位，从而实现代际传递。因此，教育在现代社会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流动的自致性因素，也是实现社会继承的潜在手段（李煜，２００６）。

那么，家庭背景优势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的？国内学者针对这一因果机制做了大量研究（李春玲，２００３，２００９；李煜，２００６；刘精明，２００５；吴愈晓，２０１２；赵延东、洪岩壁，２０１２），各项研究结果均显示，家庭背景的优势地位在子辈的教育获得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文革”结束至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家庭教育背景是这一时期教育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１９９２年之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家庭阶层背景的优势开始显现，管理阶层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迅速增加（李煜，２００６）。即使在１９９９年，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以后，家庭背景优势对于子女的高等教育获得（尤其是正规本科）仍有显著影响（刘精明，２００６）。在这些研究中，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可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教育分流机制。所谓教育分流，是指依据学业考试成绩，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进入不同的学校，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标准，采用不同的方法，教授不同的内容，使其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０）。国外研究表明，教育分流是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机制，具有家庭背景优势的人能够获得更加优质的教育，从而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Ｄｏｌ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Ｇａｍｏｒａｎ，１９９２；Ｈａｌｌｉｎａｎ，１９８８）。在中国居民的教育获得研究中也发现了教育分流的效应，这主要体现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教育分流。重点学校相比非重点学校享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教学质量也较好，这使得在重点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各个阶段）就读过的学生所获得的平均教育程度要高于未曾在重点学校就读过的学生（方长春，２００５），从而使其最终在劳动力市场上也能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王威海、顾源，２０１２）。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教育分流并不仅仅体现绩效原则，家庭背景在教育分流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在进入重点学校方面越具有优势（方长春，２００５；方长春、风笑天，２００５），因而，教育分流构成了家庭背景影响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