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再生产与绩能主义的理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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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教育不平等的关注，源于更深层次的分配正义。所谓分配，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主要指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不同社会位置上的报酬的分配过程以及对占据不同社会位置的人的选择过程。针对后一过程中分配正义问题的讨论，...
人们对教育不平等的关注，源于更深层次的分配正义。所谓分配，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主要指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不同社会位置上的报酬的分配过程以及对占据不同社会位置的人的选择过程。针对后一过程中分配正义问题的讨论，当前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即“社会再生产”与“绩能主义”。
社会再生产理论一般被当作违背分配正义的一个主要概括，它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模式，即迈耶尔所提到的“强再生产”模式与“弱再生产”模式。所谓强再生产模式主要来自左派社会学研究者，如威利斯的社会抵制理论、阿普尔的“隐性课程”理论，鲍厄斯、金梯斯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这些理论都普遍关注整体性社会阶级或地位群体是怎样通过学校系统而被再生产出来的，强调学校教育过程对原有社会阶级结构的重新复制。弱再生产模式强调个体性的家庭优势传承作用，在以知识分层研究范式为主导的新教育社会学中比较普遍。新教育社会学将葛兰西、曼海姆等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引入课程研究，认为课程的变化是知识定义的变化，而这种知识的变化和社会分层、专门化以及知识组织的开放程度是一致的，教育知识传递通过课程、教学和评价系统来实现，权力分配和社会控制的原则也同时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在此知识分层的研究范式下，涌现了一大批新的教育社会学理论模式，如“新课程理论”、“符码理论”、“符号暴力理论”等，就社会阶级对知识分配、进而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展开分析和讨论。此外，科林斯的“文凭社会理论”也通过文化冲突的分析来证明文化优势群体在地位再生产中的垄断性作用。在弱再生产模式中，文化再生产(或阶级的文化优势传递)是更为重要的社会分析范式。与社会再生产相对的是绩能主义。自1958年迈克尔·扬发表TheRiseofMeritocracy一书以来，“绩能主义”一词被迅速广泛地应用到经济不平等领域的研究，其中“绩能”是指个人能力(或智力)与努力的结合，而“能力”或“才能”通常以智商((IQ)、认知能力、教育水平等为重要的测量指标。社会学关于“社会再生产”与“绩能主义”间的争论发端于约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焦点是，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的社会分层原则是否会更多地以绩能主义为主导?博特早年关于智力与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是这场争论较早的一个来源。他指出，在智力测验中，平均而言，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得分高于低阶非体力者，低阶非体力者智力水平高于体力工人。虽然后来有学者指出，这种智力差异部分源于教育对智力的影响，部分源于智力对职业地位获得的直接效应，但这一发现产生了一个基本悖论: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中，智力的阶级差异更大。这意味着，如果阶级或种族背景对职业成功的影响较大，有能力但处于不利阶级位置的人将被越来越限制在低层次的工作岗位上，而能力较差但处于有利阶级背景中的人将获得较高的工作职位。相反，在平等的阶级基础上相互竞争的人们，最有能力的人将赢得最好的职业位置，这样的社会即被称为“绩能主义”社会。在以“绩能”为原则的社会分层体系中，收入、权力、声望等与个人的能力具有正向关联。关于美国、英国社会特征的讨论可以说是这场争论的经验之源。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常被看作更接近“绩能主义”和竞争性流动的理想类型；相对于美国，英国社会要更趋保守和封闭。斯维尔等人较早发现美国学校中儿童的认知能力与学业成绩的相关系数高达0.62；费瑟尔曼与豪斯等人发现，在美国，人们职业的成功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教育水平而不是父母的阶级背景。这些研究结论使人们乐于相信，美国社会中个人的教育获得更多地依赖于儿童的学业能力而不是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或阶级背景。然而，新的关于职业获得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控制个人教育作用后，仍然能够发现较强的阶级背景影响，个人的阶级位置并非总是能够按照“能力标准”排序。通过对比1958-1970年出生组与1970-1982年出生组，人们发现美国社会的阶级不平等对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没有发生变化。不仅如此，在美国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还存在大量隐性的阶级不平等(invisibleinequality)影响，不同阶级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与子代之间不同的社会互动方式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子代的教育成就。与之相呼应的是一些欧洲同行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戈德索普等人的一系列研究指出，英国社会个人的成功与出身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有人甚至认为英国社会更像一个“闭场社会”(closedshopsociety)—一个阶级成员的“征募’，几乎全部来自这个阶级内部。一些关于英格兰与威尔士、英国与法国、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流动的历史性比较研究发现，除阶级分布有些许变化外，时点间的总体性社会流动(overallsocialfluidity)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对此的争议首先来自桑德斯，他指出，由于大量长距离的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同时存在，就不能说英国社会不具有“绩能主义社会”的性质。邦德和桑德斯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重新分析了戈德索普等人使用的4298个33岁的英国男性样本数据，发现影响职业地位获得的最强因素是个人能力，成就动机也非常重要。随后桑德斯与之展开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论争且至今也未平息。双方后来各有让步，前者强调尽管能力对职业位置有影响，但在控制能力和动机影响后，阶级效应仍然很强，为了达到相似的阶级位置，出身劣势的孩子不得不比优势阶层的子弟展现出更多的才能、付出更大的努力；然后者则强调个人能力和努力的作用远远大于出身的作用，在新近的研究中，桑德斯仍坚持: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如果有才能且努力，常常可以在现有结构条件下实现上升流动，而中产阶级的子女如果懒惰、迟钝，通常会失败，因此，出身确实对个人成就有一定影响，但能力和努力工作更重要。萨维奇与伊格尔顿试图调和这样的争论，他们提出，能力的影响可以归因于与社会阶级相连的文化资本和其他社会化过程，认为二者之间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类似经验事实在对爱尔兰、澳大利亚、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经验研究中也有所发现，尽管遇到的问题可能不尽相同。总体而言，这场争论强调了评价一个社会开放性的方式问题。诸多研究表明，能力和出身背景对个人成就的影响是同时存在的，争辩的焦点在于应如何对二者加以辨识。诚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个体能力的形成过程无不受到出身的影响，能力本身包含着出身效应。尽管多数时候一些技术模型可以将二者的效应区分开来，但本文认为，在分析人才招募标准或招募体制特征时，这种区分并非是必要的。无论个人的能力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何种形式、何种程度的家庭背景影响，但能力终归内化到个体生命特征中、与个体不可分割。在以个体技能或能力为选择标准的征募体系中，能力表现始终是由个体独立完成的。因此，当仅仅分析人才招募标准或招募体制的具体特征时，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因素可被当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影响变量。
